反家暴法的实施被舆论评价是中国法治进步的一个缩影。但如何取证、如何落实人身保护令制度等问题，引发公众关注。
《法制日报》今年1月就曾刊文《反家暴法执行机制仍有待细化》指出，反家暴法在执行机制上仍有待科学化和细化，如应明确公安机关为统一的执法主体；明确对于家暴的举证责任、证明标准；明确告诫书、人身保护令的法律效果等，以免让法律成为稻草人。
北京市凯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新年接受中新网(微信公众号：cns2012)记者采访时则表示，举证难是公众担心的问题之一，不过此次的反家暴法中已经规定，人民法院审理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，可以根据公安机关出警记录、告诫书、伤情鉴定意见等证据，认定家庭暴力事实。
“其实此举已经对证据标准进行了放宽。”但他强调，反家暴法在具体的落实中，可能仍会面临一些挑战，包括来自传统的家庭和社会观念，比如“家丑不可外扬”，家务事应该“民不举，官不究”等。上述问题的有效解决仍有待研究。
针对民众关心的问题，最高法刑一庭负责人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回应，最高法将加强审判组织专业化建设，结合反家暴法创设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，完善家事审判中民刑手段的处置衔接，探索建立民刑一体化婚姻家事法庭模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