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广东，近年来，一些犯罪嫌疑人利用放置爆炸装置、寄信（有的信中附有子弹、毒物等物品）、打电话、发手机短信等方式要挟、对企事业单位及其负责人大肆进行敲诈的犯罪案件也呈上升之势。因而催生了这与法律擦边球的赚钱行业。
“富人被害”催生“私人保镖”
据了解，在我国有的省份，“侵财”案占了刑事案件的近90％。针对富人阶层的绑架、敲诈、勒索、抢劫等暴力事件占刑事案件的比例正逐渐加大，针对富人阶层的极端事件的发生频率也越来越高。
有资料统计，当下中国有亿万富翁1000人，百万富翁300万人。另外，越来越庞大的体育明星、娱乐明星群体由于其公众人物的特殊性，往往也需要有专职的保卫人员协助他们工作。从事保镖工作的夏先生告诉记者，按照他的结交范围判断，广州的私人保镖不少于5000人。而聘请保镖者多是文艺界名人、企业家和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，其中尤以外资、独资和三资企业的老板居多。由于广州酒店业和房地产业的发达，私人保镖在这两个行业当中也占了很大比例。
记者在与一些企业老板交谈中得知，多数老板聘请保镖除了对自身安全的考虑外，不少时候也是一种摆威风或讲排场的需要。有的老板请保镖甚至是为了应酬，如在交际场上不愿多饮酒，有了保镖就可以让他们代劳。
而在国外，私人保镖已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。美国司法部的一项调查报告表明，美国现有私家保安队员约160万人，其人数是正规警察的3倍。美国保安业营业额到2000年达到1000亿美元以上。
“私人保镖”跨在法律红线上
由于私人保镖目前尚未获得我国法律承认，在很多时候，私人保镖几乎是在与法律“打擦边球”当中生存。因此，有人将私人保镖称为“跨在法律界碑上的人”。从事私人保镖工作的夏先生和郑先生都谈道，“老板第一，法律第二”还是“法律第一，老板第二”往往会成“私人保镖”间争论的话题。有的保镖因不能完成老板提出的“非分要求”，被老板解雇；有的保镖被老板认为“不够忠心”，频频失业；而更多的保镖则因为时刻“以老板的安全为中心”而屡屡与法律发生摩擦。
“私人保镖”郑先生说，许多保镖都有过被拘留的经历，因为面对老板的命令，首先想到的是服从，然后才是法律。但是他们也会尽量在老板的命令与法律之间寻求平衡，“如果是杀人放火，当然不干，不可能真的为了那几千块钱的报酬把命都搭进去。但是，如果后果不严重，还是会按老板的去做，大不了进一趟派出所。”
郑先生说，若社会能对这一行业制定规范，他相信90％的保镖都会按规定来做，做一个“遵纪守法的保镖”。
但同样是从事保镖工作的夏先生对“遵纪守法的保镖”这一说法却表示了质疑。他说，不可否认的是，目前聘请保镖的人当中，从事“不正当行业”的占了很大比例。按照夏先生的说法，“做正当生意的一般不需要保镖，只有走私、诈骗、开赌场的老板才特别需要保镖”。这些保镖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充当着“帮凶”与“打手”的角色。若对保镖行业立法，夏先生担心这部分人依然很难做到遵纪守法。
“私人保镖”是“平衡木上的弱势群体”？
在“违法”与“犯罪”之间走平衡木的感觉毕竟不是一种享受。夏先生说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私人保镖在我国还是一个“弱势群体”。他们没有自己的组织，没有可以保护其权益的法规，时刻都面临着被老板“炒鱿鱼”或被警察拉去“训话”的风险。他们甚至没有一个在法律上得到确认的身份，对外只能称自己是“司机”或“做保安的”。
实际上，有不少年轻人是以做保镖为“跳板”谋得了更好的发展。夏先生便是通过做保镖成了老板的职员。他对这一结果比较满意。他说自己刚从部队退役时，没有其他技能，也做过保安等工作，但报酬太低，觉得埋没了自己的好身体与好功夫。后来做了保镖，一个月的工资在3000元以上，且比较受老板重视。
但是，郑先生和夏先生都谈道，他们对外不会说自己是“私人保镖”，一方面是出于“保密”的需要，另一方面他们认为社会对“保镖”二字怀着偏见甚至敌意，动辄把这一行业与“打手”、“黑保安”相提并论。时刻行走在法律边缘，他们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。他们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像社会上从事其他职业的职员一样，获得社会的认可与尊重。
私人保镖将走向何方
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、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何家弘教授堪称我国“研究私人保镖第一人”，早在1991年，他就在其著作《私人侦探与私人保安》当中指出：“私人保安业产生于私人侦探业，是私人侦探业的成熟表现形式。”何教授肯定了私人保镖业的存在，认为私人保镖业填补了社会治安管理机制中的空白，弥补了官方警察力量的不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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